一
在南岳七十二峰中，岣嶁峰是最南端的一座高峰。對于衡陽人來說，岣嶁峰具有與眾不同的意義。登祝融峰略遠，游回雁峰太易，去岣嶁峰蠻合適。
據(jù)清代李元度《南岳志》記載：“岣嶁峰在衡陽縣(注：古代衡陽縣城在今衡陽市區(qū))北五十二里。”那時，從縣城出發(fā)，沿驛道北行(大致相當于現(xiàn)在的107國道)，在樟木寺分路，西行二十五里，便到達岣嶁峰下。現(xiàn)在，自衡陽市驅車前往，經(jīng)107國道至李坳，左轉李(坳)界(牌)公路，在十一公里處右轉，有水泥路直上岣嶁峰，大約四十分鐘車程。
衡山古稱岣嶁山。晉代郭樸在為《山海經(jīng)》所作的注文中說：“今衡山在衡陽湘南縣，南岳也，俗謂之岣嶁山。”在這個由七十二兄弟組成的大家庭里，唯有岣嶁峰擁有家族的統(tǒng)稱。以致有人誤以為，岣嶁峰是南岳衡山的主峰。或者說：那塊神秘莫測的禹王碑，就在岣嶁峰上。唐代韓愈說過：“岣嶁山尖神禹碑，字青石赤形模奇。”其實，正如郭樸所言，韓愈詩中的岣嶁山是指南岳衡山，傳說中的神禹碑是在衡山的云密峰上，最后現(xiàn)身于南宋嘉定年間，現(xiàn)已蹤跡難覓。岣嶁峰禹王殿前的禹王碑，是清代康熙年間從衡州石鼓書院摹刻過去的。
不過，從康熙到現(xiàn)在，已經(jīng)有三百來年，岣嶁峰禹王碑成了不折不扣的文物。而且，峰上的禹泉、禹床、禹穴等附帶著神奇故事的實物，已經(jīng)構成一個大禹傳說的組合。撲朔迷離的往事，構成豐富的歷史文化，永遠令人興趣盎然。
“岣嶁”二字，漢代許慎的《說文解字》未收，不知出現(xiàn)于何時。查《康熙字典》，上面引用《博雅》的解釋：“岣嶁，衡山。衡州南岳有岣嶁峰，上有神禹碑。”《博雅》即《廣雅》，為三國時魏人張揖著。由此來看，岣嶁峰的名稱，至少在三國時即已出現(xiàn)。至于是先有衡山名岣嶁，后來又專指岣嶁峰，還是先有岣嶁峰名號，然后轉為衡山俗稱，則無從考證了。但有一點是明確的，“岣嶁”原有“山頂”之意，現(xiàn)在已為岣嶁峰專用。
岣嶁峰下，人才輩出。知名度最高的，大概要數(shù)明朝的祝詠了。祝詠是嘉靖八年(1529)進士，任過給事中、太平知府、贛州知府、四川松藩兵備道副使、陜西布政司左參政等職，政績卓著。因直言不避權貴，為世俗所忌，遭受誣陷，幾起幾落。后來干脆辭官歸隱故里，興建岣嶁書堂，致力于教書育人。著名學者湛若水、羅洪先、蔡汝楠、蔣信等均來岣嶁峰訪問講學，并一起游山吟詩。湛若水撰寫了《岣嶁書堂銘》、《知生亭記》。狀元羅洪先在岣嶁書堂落成時，從廬山精心挑選了六棵幼松，分贈于祝詠和南岳高僧楚石。
在王夫之的《蓮峰志》里，記載了祝詠與羅狀元的一段美談：祝、羅二人是同年考中進士的好友。某日清早，祝家剛打開大門，外面來了一男子，操著江浙口音大喊大叫：“祝詠在哪里呀?”看門人很驚訝，誰敢如此大膽，隨意直呼祝大人的名字，連忙進屋稟報。祝詠說：“這肯定是我那個老同學念庵(羅洪先字念庵)了。”待他出門，人已不見。追了三十里，才追上。后來一同暢游衡山。
二
這座衡城北面的大山，也孕育了佛教的繁榮。
創(chuàng)建最早、影響最大的，是岣嶁峰下的法輪寺。同治《衡陽縣志》載：“法輪寺，晉云龍寺也，隋煬帝大業(yè)十二年賜今名。”根據(jù)這條記錄，法輪寺應是衡陽市范圍內歷史最悠久的佛寺。它的創(chuàng)立，比南岳山上的方廣寺、南臺寺早了一百多年。
法輪寺高僧輩出，唐初的大明和尚和北宋末年的景齊禪師是其代表。
大明和尚是思大禪師之法孫，與朝中功臣、書法家虞世南，史學家、詩人李百藥，宰相岑文本均為方外之交。在他住持法輪寺的時候，禮請三人撰書碑銘，立于寺內。
至宋代，法輪寺又出現(xiàn)了一個有才有識的高僧大德，他就是住持景齊禪師。景齊是金陵蔣山(今南京鐘山)人，是江西修水黃龍寺高僧晦堂心的弟子。景齊不但精于佛理，還兼通儒術，曾向王安石參問“字說”。
崇寧三年(1104)春天，失意官員兼書法家、詩人黃庭堅行經(jīng)衡州，與法輪寺結下一段因緣。因黃庭堅的老家在江西修水，晦堂是黃庭堅的方外之師，故景齊認庭堅為同門。那時法輪寺的三塊名碑，只剩下岑碑，亦敗剝不可讀。得知黃庭堅來衡，景齊特意請他刊定岑碑，并重新書刻于石。黃庭堅欣然作《重書法輪古碑跋》，記錄了這件事的來龍去脈。還寫有《贈法輪齊公》詩，盛贊景齊禪師的膽識，暢敘兩人的友誼。
在廣西宜州，黃庭堅寫有一份《寄岳云帖》，其內容為兩首三言詩：
寄岳云，安九夏。無閑緣，實蕭灑。碧溪頭，古松下。臥槃陀，晝復夜。
八德水，清且美。蕩精神，浸牙齒。亂云根，眾峰里。掬與斟，隨器爾。
這份珍貴的手帖，原本尚存。帖子何時創(chuàng)作、寄給何人，宋人陸游、胡長孺和今人水賚佑和黃君都有考證，頗有爭議。黃庭堅書法研究專家陳志平教授辨數(shù)家之說，以充分的論據(jù)證明此貼作于宜州，寄予對象是法輪寺景齊禪師。
三
法輪寺位于岣嶁峰南面山腳，現(xiàn)屬岣嶁鄉(xiāng)高峰村。千年古剎歷經(jīng)興廢，在民國年間日寇的炮火中走向衰落。
1969年，在“破四舊”的狂飆中，法輪寺走完了最后的歷程。殘存的兩進兩廓被全部拆毀，拆下來的老火磚，用于修建高峰小學。后來高峰小學重建，這些老磚又砌入學校的圍墻。法輪寺的地基，墾成了六畝三分水田。
寺后的塔山上，歷代僧人的數(shù)十座墓塔，亦于上世紀六十年代被拆除，取石材修建黑石塘水庫的涵洞。幸存的兩座，也于八十年代被人挖毀。散落于柴草中的，只有無數(shù)的碎磚斷石。
全盛時期的法輪寺，規(guī)模還要大得多。據(jù)當?shù)乩陷吔榻B：寺設九進十三廊，占地三百多畝。雖然沒有文字記載，但那一帶的稻田，尚有“大山門丘”、“小山門丘”之稱，公路橋頭名為鐘鼓樓，黑石塘水庫即原放生池。以此來布局，渡槽以上直到塔山腳下，都是法輪寺的范圍。為了證明此言不虛，村支書祝和云隨意從田埂邊撿起一片上了年代的碎瓦，像是找回一段歷史的真實。
法輪寺所在的法石垅，地勢開闊，上潢水從這里發(fā)源，岣嶁峰雄峙于后，群山環(huán)繞于四周。那分布于前后左右的五座山嘴，如烏龜伏地，名“五龜護法輪”。左后山坡上，有一塊坪地，名化石坪。當?shù)厝藗髡f，古時山中多猛獸，常到村里傷害人畜。后被高僧擒獲，點火焚化，從此一方安寧。查《衡陽縣圖志》，其中《方技傳》記錄了清初法輪寺高僧石隱的故事。說的是石隱剛到這里的時候，野獸常來糟踏園中蔬菜，盜賊也不時來寺中作案。石隱住持該寺之后，野獸馴服，賊人紛紛歸還所竊財物。以此來看，傳說中的“化”，不是“焚化”，而是“化導”?；?，應該叫化獸坪。在岣嶁峰下尋訪法輪寺的遺跡，僅見到兩塊石碑。一塊巨大的碑石，曾立于法輪寺側，估計是功德碑或重修碑記一類，多年前運到池塘邊，作村婦的洗衣板。在無數(shù)次洗刷后，上面字跡全無，至為可惜。另一塊長條形墓碑，側臥于井邊，上方曾作磨刀石。值得慶幸的是，碑面上字跡清晰，墓主是法輪寺第三代住持喝云開禪師，立于乾隆三年(1738)。不知喝禪師何許人也，但名字夠威夠力。岣嶁峰如今被開辟為國家森林公園。在峰腰的禹王賓館左側山坡上，有兩處僧人墓葬群。形制最大的一處，正中墓主為岣嶁峰集云堂第一代僧人融渤，兩側為第二代惺慧和悟慧。此墓初建于清朝康熙九年(1670)，重修于同治四年(1865)，作塔銘者為法輪寺方丈石隱。另一處中間墓主為集云堂傳臨濟宗第三十七世太虛和尚，兩側分別為三十七世可懷和尚和集云堂第十五代瑞云禪師，立碑于咸豐五年(1855)。還有一塊丟棄于草叢中的石碑，主人為明悟和尚，沒于道光九年(1829)，未載明何宗派。法輪寺的傳承體系已難以查考，只能從幸存的墓碑察其大概。從這些墓碑記錄的情況來看，至少有幾點可以肯定：一是法輪寺在明末清初曾重建，故僧人輩份從頭算起。二是自清初至清末，佛教在岣嶁峰上處于鼎盛時期，有能力修建規(guī)模較大的僧人墓塔。三是岣嶁峰上曾經(jīng)出現(xiàn)過一個佛教宗派，名集云堂，屬于臨濟宗的支系，至少傳承了兩百多年。三是集云堂的傳承地是在法輪寺。在塔銘中，法輪寺方丈石隱稱融渤為“本師”，應為一脈相承的關系。岣嶁峰上，寺庵眾多。法輪寺之外，另有“四十八茅庵”之稱。從現(xiàn)存地名來看，岣嶁寺、東林寺、西林寺、南林寺、福星寺、云安寺、半山庵、一笠庵、雞翅庵、觀音閣、雷池堂，等等，當?shù)乩习傩站炷茉敗?/p>